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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钱荒”问题对宋代货币政策的影响

本主题由 96nn 于 2008-4-14 22:46 加入精华

[原创]“钱荒”问题对宋代货币政策的影响

“钱荒”问题对宋代货币政策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就会发现,从秦代确定铜钱的主导地位,至明代白银成为普遍通货之前,中国社会上主要流通的货币一直是由铜冶炼成的钱币,可以说,铜钱在中国历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以铜钱为主的货币秩序中,却一直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钱荒”问题,它伴随中国铜钱经济的始终,对于社会经济和政府政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主要讨论其对宋代货币秩序所造成的影响。

铜钱,顾名思义就是主要由铜铸成的钱币,尽管历代王朝都在铜钱的制作过程中加入铅、锡等其他金属,以增加铸造难度、防止私铸,但自秦代以来,以铜为主要原料的制作方式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铜便成为了货币经济的基础。然而,中国的铜产量并不高,在长时期以铜钱为主要媒介的商品经济中,对铜的需求经常远远超过其开采量,因此,采用单一铜质货币的中国与同时拥有金、银等多种质地金属货币的中东及欧洲相比,就自然会被由“铜荒”引起的“钱荒”所困绕,“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⑴
“钱荒”问题,对于政府和平民的经济生活都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在一个货币量不足的社会上,商品交换必然产生困难,“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库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十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⑵ 而由此便引起货币价格的上涨,出现以不足数之钱“当百”的情况:“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⑶ 另一方面,由于私铸铜钱能够产生暴利,虽然面临着政府的严厉禁止,但私人铸钱者仍络绎不绝,而为了节省支出,他们在铜钱的金属成分配比及制作工艺上大加克扣,从而形成众多劣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⑷“端拱元年,内侍萧延皓使岭南还,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且言多与蛮人贸易,侵败禁法。”⑸
而在政府一方,则更是用发行大面值铜钱的方法,一方面掠夺财富,一方面缓解社会上铜钱不足的问题,“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⑹ 但这种做法,却往往因政府的聚敛欲望和吏治的腐败,而使得货币秩序更为混乱,“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⑺ 而之前的历史上,更是有西汉末王莽的货币改革这个最好的例子。
与以前的历朝相比,宋代社会正处在由古代自然经济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之中,其商品交易和市场影响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骤然增加,这就必然导致宋朝社会的“钱荒”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私铸等问题较之从前各朝更加突出,而政府对此的焦虑心情也愈发明显。总体来说,两宋政府一共采用了四个方面的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是严禁私铸和劣币的流通,并严格控制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途径。
从太祖开始,“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⑻“因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⑼“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⑽ 甚至连官员也有因此落罪者,“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⑾
通常来讲,金属货币是由于其自身的价值而得到在市场上的价格的,但在宋代,因为铜供应量不足导致铜的价格上涨,而政府又限制铜钱的流通价格,使得铜钱与铜的价格脱节,其价已远低于本身的含铜量及铸造花费,故而,销毁原有的铜钱来铸造铜制器皿或佛像,已经成为众多逐利之人谋取暴利的手段了,“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⑿ 而这就更加剧了市场中铜钱数量的减少,对于“钱荒”问题等于是雪上加霜。对这一行为,政府颁布了极为严厉的禁令:“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⒀“二年,禁销钱为铜器者,以违制论,炉户决配海外。”⒁“(淳祐)十二年,申严鉟销之禁及伪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复申严鉟销、漏禁。”⒂ 以保证铜钱停留在市场当中。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的行为,也持坚决的禁止态度:“(大中祥符六年)诏两浙诸州军寺观及民家藏铜像,限两月内陈首,委本处依铜钟磬例勒知州、通判名衔,给令依旧供食。先是,知衢州宋为善言所部民有铜像者,依法区断,其铜像准犯铜例设官。虑伤崇奉之道,而陷刑者众,故条约之。”⒃“(绍兴)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⒄“(绍兴)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⒅
因古代中国在东方的国际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以周边各民族皆喜爱使用中国铜钱,以此作为其国内的硬通货,这便引起了铜钱的大量外流,“得中国钱,分库贮藏,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⒆“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⒇“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21)“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22)而在南宋时期则尤为加剧:“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食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23)“至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24)
宋朝政府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从北宋至南宋,其先后颁布了众多旨在阻止铜钱外流的禁令:“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25)“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26)“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27)“沿海人户五家为一保,不许透漏舟船出北界;如违,将所贩货物尽给充赏外,仍将应有家财田产并籍入官,同保人减一等”(28) 甚至与日本商谈限制两国之间的贸易数量。
但宋朝的这些措施见效并不明显,通观两宋的历史,以上的禁令一再颁行,反复强调,正说明了其施行的效果之差,这就需要在“节流”之外,另寻途径“开源”。

第二,采用各种手段增加政府手中的铜。
首先,政府在禁止民间储铜的时候,也借此将其收入自己手中:“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29)“庆元三年,复禁铜器,期两月鬻于官,每两三十。”(30)“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税外,不得添铸。”(31)
其次,宋朝政府在高丽等周边国家入贡的时候,鼓励和要求其“贡铜”,同时在和周围民族的贸易中,也大力增加铜的进口,“又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32)
再次,规定犯轻罪者可以以铜赎罪,“(储)拱亦奏(薛)映尝召人取告(姚)铉壮,坐赎铜九斤,特释之”(33)“诏妇人犯罪,杖以下非故为者,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34)
最后,由政府控制大开铜矿,“(咸平三年)先是,宰相张齐贤上言:‘今之所患,钱货未多,望择使臣往逐处相度,添价及招诱人户淘采铅锡,仍按行铜山易得薪炭处,置监铸钱。’”(35)“后乃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铸钱监,江西、湖南十五万缗、余路十万缗为额,仍申熟钱斤重之限。”(36)
尽管有着这些措施,但就整体来说,宋朝政府的入铜量依旧不如出铜量,尤其是在南宋失去了北方铜矿的情况下,铜钱的短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第三则是在一些地区使用铁钱,取代铜钱的流通地位。
铜资源的短缺要求中国采用其他种类的金属作为代用品,但中国缺乏金银等贵金属矿产,“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後,金币始尽。”(37)明代经由海外运入的大量白银,在宋代尚未出现,当时白银只能作为大宗交易使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仍必须折换成铜钱方能成行,“薄暮,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怅然自失。其家持银往市,得钱止可酬所直,了无赢余。”(38)“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39)
因此,宋政府采用了铁来代替铜。早在五代时期,用铁铸造的钱币就已在部分地区通行,宋朝延续这一做法,在四川和陕西等地发行铁钱,并明确规定其与铜钱的兑换比价:“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疋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兴铜钱等。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增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40)
但是,铁钱的铸造方法较铜钱简单,易于私铸,且在一国之内铁、铜钱的流通范围不同,这本身就造成了众多弊端:“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41)“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42)“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未闻轻重之弊。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浸轻。”(43)
由政府对铁、铜钱的差异性对待、及其之间兑换关系产生的恶劣影响,不仅造就一批往返贩卖铜钱的奸商,而且也引发了政府官员的严重舞弊,“然卒难得铜,而转运副使右补阙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诏从其请。咏、祥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萧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44)
为此,政府一再宣布禁止不同区域之间货币的自然流动,“所铸铜钱通行诸路,而陕西、河东、四川系铁钱地者禁之,第铸于陕西铁钱地而已”(45),并严命打击私铸货币及倒卖铜钱的行为,但同前文所说各种政策一样,这一做法也收效不大。人民在苦于铁钱比价的同时,在交易中也不愿接受铁钱,“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46),使政府缓解铜荒的目的无法实现。

第四,“钱荒”问题在宋代货币秩序中一个最突出的影响,就是导致了纸币的产生。
出于银、铁都不能代替铜钱的缘故,政府被迫到其他方向去寻找出路,最终在原出现于民间的“交子”上找到了新办法:“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47) 同时民间也因铜钱数量不足而铁钱劣滥,乐于接受这种特殊的货币,“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48)“所铸大铁钱约补及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49) 因此,纸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刚开始,宋朝政府在发行纸币的问题上比较谨慎,“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50) 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感到纸币是一种很好的增加自身财政收入的办法,开始脱离实际滥发纸币,“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51) 到了南宋,交子演变成会子和关子,其发行情况更是混乱不堪,政府一方面“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52) 鼓励使用会子,另一方面却逐渐开始不设预备金而不断滥发,“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53) 与纸币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通货膨胀就此产生,对于南宋后期的国力下降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
宋朝纸币发行上的错误也传染到了同一时期的金朝,自章宗泰和七年“诏民间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用钱”(54) 开始,纸币的滥发越来越严重,先是泰和八年“收毁大钞,行小钞”(55),之后又有贞祐三年“改交钞名‘贞祐宝券’”(56),贞祐五年“初用‘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57),兴定五年“更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58),及其之后发行的珍货、宝会等。在金后期的几十年里,政府为摆脱战争造成的经济困境,竟先后改换了五次纸币(其间“珍货”为在丝绫上印制),“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年数,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钞,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汔无定制,而金祚讫矣”(59),终于造成了经济彻底崩溃的结果。
宋、金及后来元朝纸币崩溃的前车之鉴,不能不说给了明朝统治者以极大的刺激,虽说后来明政府也曾发行纸币,但自大量白银由墨西哥和日本等地进入中国之后,纸币基本就不再出现于流通领域,这一则表明前代纸币的教训深刻,另一则也充分说明纸币在中国的出现完全是在宋代“钱荒”背景的产物,一旦“钱荒”得到根本性缓解,纸币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市场。

可见,由“铜荒”引起的“钱荒”问题,在宋代社会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使政府为此大伤脑筋,并为此专门推行了一系列对策,其影响面涉及到货币发行、金属冶炼、对外贸易、税收、吏治和商业秩序等等诸多方面,而且在横向和纵向上也对除宋朝本身之外的许多王朝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实属整个宋代社会经济中的头号问题。




⑴、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⒀、⒁、⒂、⒄、⒅、⒇、(21)、(22)、(24)、(25)、(26)、(27)、(29)、(30)、(31)、(32)、(36)、(41)、(42)、(43)、(45)、(46)、(49)《宋史》卷一八○ 志一三三·食货下二
⑵《苏轼集》卷五十六 奏议十首·乞赈济浙西七州状
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真宗
⒆《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2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四二
(28)《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七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真宗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真宗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七·真宗
(37)《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历代钱币之制
(38)《齐东野语》卷十三·西林道人
(39)《宋史》卷一八三 志一三六·食货下五
(40)、(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宗
(47)、(50)、(51)、(52)、(53)《宋史》卷一八一 志一三四·食货下三
(4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真宗
(54)、(55)《金史》卷十二 本纪第十二·章宗四
(56)《金史》卷十四 本纪第十四·宣宗上
(57)《金史》卷十五 本纪第十五·宣宗中
(58)《金史》卷十六 本纪第十六·宣宗下
(59)《金史》卷四十六 本纪第二十七·食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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